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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是“故事會”: 用科學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光華35周年回顧和展望

發布時間:2020-04-10

光華管理學院在35年的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以學術為本”的價值取向。學院一直堅持以通行的學術規范和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學問。我們反對在研究中炫技式地過度運用“數學和各類模型”: 因為數學和模型只是工具,不是學問的目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在不斷追問和反思:“何為研究”“如何研究”和“為誰研究”等根本性問題。

站在35歲的新起點,我們的答案從未如此清晰:基于科學的范式和方法,發現和揭示科學且有用的經濟與管理知識,做服務社會的經濟管理研究。為此,我們將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探索基本規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迎合,也不在于提出聳人聽聞、貌似自洽的觀點,而在于懷著敬畏之心去探索人類對基本規律的認識,以推動認知的邊界。研究從來都不應該是打著“有個性、有特點”的旗號去生產形形色色、蠱惑人心的“屠龍術”、“煉金術”,更不是去制造毫無實證依據的管理學“故事會”。

第二,遵循科學方法。在科學理性的框架下,遵循建立在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范式,建立穿透時間、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我們將堅持“以國際通行的學術規范和學術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學問”的獨特定位。

第三,服務社會需求。扎根中國問題,做真學問。面對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積累而來的學術富礦,認清中國管理和經濟研究遇到的真正挑戰,并非研究范式問題,而是如何用科學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我們鼓勵理論領域前沿性探索與應用領域重大問題解決,創造有益于中國當下乃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商業與社會知識,推動中國管理科學的發展,服務國家發展與商業實踐。

一所商學院的學術堅持

在光華,與“因思想,而光華”同樣重要的六個字是“因學術,而思想”??茖W理性的學術研究是思想的根。嚴肅的研究態度,對于一個以“創造管理知識,培養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為使命的管理學院而言,意義不言自明。

近些年來,光華在國際、國內頂級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從量到質均位居亞洲學府前列。僅僅2019年就超過了100篇。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nagement Science、Marketing Science等國際最頂級的學術期刊上,光華學者的名字頻頻出現,影響比肩國際一流商學院。

在國內學術領域,近12年“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學者被引論文排行榜”首位的桂冠,被光華教授摘得。在國內兩大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發表數量與質量,光華在全國也保持領先地位。2014-2018年,光華在《經濟研究》上發表學術文章42篇,在《管理世界》發表41篇,圍繞宏觀經濟政策、微觀企業、風險投資、盈余管理、土地財政、生產效率、企業創新、公司治理、激勵效應、企業金融化和全球價值鏈等重要研究主題展開。

對于學術的堅持,還在于我們深諳傳承與創新中所蘊含的巨大活力。光華從2003年啟動IPHD(國際博士生)項目,對標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培養方案訓練學生,旨在培養高水平的青年學者,加快他們走向國際學術舞臺的步伐。截止目前,累計有50余位光華畢業的學者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知名大學任教。

凡此種種,無法一一列舉。我們無意夸耀,對于學術研究,深感任重道遠,從不敢有半絲怠惰。如果說有何經驗可供分享和探討,它得益于一大批60、70、80,甚至90后的光華學者和學子,他們前赴后繼“用國際通行的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研究”;他們形成了科學、理性的研究風格,聚焦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商業前沿實踐的重大關鍵問題,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此過程中,我們的學術自信不斷增強。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

“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睆谋举|上說,學術是沒有國界的,它們有著通用的語言和規則,通過交流與互鑒,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80年代、90年代,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早期,我們重新學習經濟研究范式,系統地把西方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引入國內。這些年,包括光華學者在內的中國經濟學家開始規范地使用這些范式來梳理、研究中國問題。無論是數學還是模型,從來只是工具,是方法,而非目的,更非價值取向。在研究過程中,通過構建數學模型等定量手段或思維框架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在解析許多特定的經濟管理類問題時,具有重要的、難以替代的作用。

但當我們遇到一些問題不能解釋,或者很難用現有的范式來解釋之時,如“中國發展模式如何用現代經濟學解釋”等問題,就容易誘發對現有研究范式的質疑,滑向“二元對立”的深淵而不自知——放棄理性和科學精神,放棄基礎和嚴謹的方法,打著“有個性、有特點”的旗號去生產形形色色、蠱惑人心的“屠龍術”、“煉金術”, 去制造毫無實證依據的管理學“故事會”。這何以對得起“學術”二字?

這種對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的挑戰,也讓我們擔憂:我們花了近40年時間,培養了一批熟練運用國際通行科學語言和研究方法的學者,才形成了科學理性的研究風格,若但凡遇到問題,就輕易地上升到對“范式”的挑戰,對理性研究方法的挑戰,著實令人嘆惋。

在這個充斥著天花亂墜的狂歡漫談,充斥著“聽似熱鬧、但細想無半點收獲”的知識表演的時代,真正的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更為凸顯。身為學者,我們理應繼續遵循方法科學——無論是定性或定量研究,無論是理論或實證研究,均應當采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流程,更加強調研究的方法論。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只有那些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才能夠真正幫助我們建立起,對那些穿透時間、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推動人類經濟社會不斷向前。

我們歡迎在共同認知框架下的學術爭論: 正是這樣的爭論,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推動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而放棄正面學術討論,直接改變范式和邏輯,試圖凌駕于爭論之上,無異于避重就輕,對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并無任何實際意義。


扎根中國,研究“真問題”

中國經濟和管理學術的正當性,不僅僅表現為在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也不僅僅表現為方法的科學與理性,它更反映在扎根中國、研究“真問題”,去揭示中國管理智慧,解決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做服務社會的經濟管理研究。

大學,是學術真理誕生的思想苑地,它應執著于學術的獨立研究和真理追求。蔡元培先生曾說,“治學者可謂之大學”。何為治學?我們可以稱它為“無用”。這里的“無用”,是相對短視、急功近利而言的。比如公司今年銷售上不去,再優秀的博士論文也沒有直接的答案。學術研究的對象,是具有一般意義的重要問題,目的是為了增進對基礎規律的認知,讓人們不至于在同一地方反復跌倒——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真正價值所在。沒有什么比一個好的理論更實用。一個毫無一般性的解釋功能,特殊得只能解釋個別現象而無法伸展到其他現象的“理論”,是不能被稱為理論的;而同樣一個能夠解釋一切現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證偽、或者被更好的理論替代的“理論”,是典型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同樣也不能被稱為理論。為此,我們必須警惕那些漫天飛舞但缺乏形式邏輯和實證證據的 “新概念”,和林林總總、質量不一的“思想泡沫”。

好的研究,好的理論,基于科學理性的研究范式,它一定發端于實踐,根植于實踐,也將服務于實踐?!皼]有什么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國經濟管理研究今天最大的問題,從來都不是范式問題,而是研究“真問題”的極度稀缺。

什么是扎根中國的“真問題”?它一定是緊緊圍繞中國經濟和商業實踐開展研究,是能夠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是能夠通過研究市場規律和趨勢,服務企業成長發展;是能夠講好中國故事,支撐中國實踐,貢獻中國方案的。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波瀾壯闊,但也有大量新的問題和挑戰撲面而來:宏觀層面上,西方國家300年的發展,為什么中國用40年就完成了?走向高質量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何在,增長新動能何在?微觀層面上,如何成長一批具有市場價值創造的能力,又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企業?技術革命奔涌向前,數字經濟將如何改變中國企業商業實踐,涉及公司財務、市場營銷、企業戰略、組織行為、領導力等方方面面。這些“真問題”,亟待我們以嚴肅的學術研究去破題,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去論證、去梳理。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是一座學術富礦,可研究的問題有許多,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機會。如果沒有去研究好、梳理好,對任何一個有理想的學者來說,是有負于這個時代的。

道雖阻且長,但行則將至。在35年的發展中,光華對學術充滿敬畏,并持續倡導和踐行“以學術為本”的價值觀。這也是學院近些年反復強調學術研究,加快建設“光華思想力”智庫平臺的原因,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新時代中國,遵規范的學術標準,循前沿的科學方法,做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以學術為根,把光華建設成中國的世界級商學院。

一個人的行走,決定一個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決定一個時代的存在。我們期待更多的學者,加入到“用嚴肅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對中國經濟和管理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的隊伍中來,扛起中國學術的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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