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發展

釀造紫色傳奇的有形之手: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產業政策研究

發布時間:2020-06-11

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賀蘭山東麓葡萄種植園考察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閆龍、周黎安、姜萬軍,原標題為《釀造紫色傳奇的有形之手: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產業政策研究》)

6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銀川調研,考察了賀蘭山東麓葡萄種植園,了解當地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加強賀蘭山生態保護等情況。

寧夏賀蘭山東麓的狹長地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荒蕪和貧困的代名詞。然而在過去短短的十年間,這一地區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優質葡萄酒種植加工基地,成為中國真正意義上與國際標準接軌、以全產業鏈理念建設的酒莊酒產區。近5年,先后有50多家酒莊的700多款葡萄酒,在品醇客、布魯塞爾、巴黎等國際葡萄酒大賽中獲得頂級大獎。目前,寧夏賀蘭山東麓產區已建成酒莊86個,綜合產值超過230億元。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寧視察時就曾指出“中國將來葡萄酒市場不得了,賀蘭山東麓釀酒葡萄品質優良,寧夏葡萄酒很有市場潛力,綜合開發釀酒葡萄產業,路子是對的,要堅持走下去?!?/strong>

為什么一個如此偏僻、貧困的地方,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創造了如此輝煌的商業傳奇?雖然獨特的風土條件是產區競爭力的重要基礎,然而可與賀蘭山東麓風土條件相媲美的產區在國內并不鮮見;而且,賀蘭山東麓從80年代就開始了葡萄園的種植,長時間內葡萄酒產業也乏善可陳。為什么等到過去十年這一產業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認為,對比其他產區,賀蘭山東麓產區的崛起的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是寧夏適時提出的“小酒莊、大產區”的發展思路,以及為了推動從工廠酒產業模式向酒莊酒產業模式轉型的一系列產業政策。

01恓惶歲月

寧夏葡萄酒產業發端于1980年代初。

1981年原寧夏農學院院長李玉鼎教授調到農業學院任教時,寧夏沒有一顆釀酒葡萄,僅有農村庭院里零星栽培的鮮食品種大青葡萄。1982年左右,農墾系統玉泉營農場開始論證釀酒葡萄栽培。由于沒有種植經驗,論證小組便以富士蘋果為參考。在富士蘋果能夠成熟的地方,釀酒葡萄就能成熟。以此為依據,1983年農墾玉泉營農場大規模引進釀酒葡萄品種,獲得了很好的品質。

1983年10月,農墾玉泉營農場組織9名技術人員前往河北昌黎葡萄酒廠學習葡萄酒釀造技術。次年,技術人員回到寧夏,帶著昌黎學來的技術,廠里購置的100升的大水缸,農墾玉泉營葡萄酒廠開工建設并投產,開啟了寧夏現代葡萄酒生產歷史。寧夏葡萄產業迅速揭開了其得天獨厚的優秀風土面紗,隨后的幾年,產區得到了國內專家的認可。中國葡萄酒先驅賀普超、李華教授先后提出“賀蘭山東麓是葡萄酒的未來之鄉”,“賀蘭山東麓適宜生產優質高品質葡萄酒”的論斷。因而成為專家心目中生產高端葡萄酒的最有競爭力的潛在地區。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國民對于葡萄酒的認知和消費都處于初級階段。玉泉營葡萄酒廠生產出來干型酒老百姓不太接受,但有一些甜味的葡萄酒,當時市場上銷售比較好,賣得非常便宜,一瓶酒5塊錢,所以老百姓非常歡迎。這一消費偏好給酒廠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果生產老式的中國勾兌葡萄酒,葡萄酒價格賣不上去,成本高、價格低,企業沒有利潤,如果生產干型葡萄酒,消費者又不接受,所以不僅是西夏王,全國的葡萄酒廠都不景氣。酒廠的不景氣直接導致農村葡萄種植基地的反復變化,種的葡萄沒有市場,第二年挖了,過兩年市場又好了,再種,又不好了,又挖了,這種現象寧夏也沒能避開。當時西夏王建廠的時候有一百多人,在蕭條時期,很多人離開酒廠,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

這一窘境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所好轉。1996年開始于廣東、福建等地,進而蔓延到全國的“干紅熱”,掀起了中國葡萄酒又一輪發展的熱潮。眾多企業競相進軍葡萄酒業,張裕、長城、王朝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擴能增產,開拓市場,同時長城、新天、云南紅等企業也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各產區制定了各種招商引資政策,吸引投資者建立葡萄酒生產企業,力圖將葡萄酒做成當地的特色產業。消費者也在追求時髦,都在喝干紅、干白葡萄酒。特別是干紅的消費量增長迅速。西夏王前幾年積壓的干紅在一年之內全部賣完。西夏王酒莊一位資深專家回憶說“當時我感覺,在咱們中國消費者心目中,只要是紅顏色的酒,他就認為好酒,也不管什么品質感官指標了,只知道紅顏色,可能是一種跟風?!?/p>

在這一葡萄酒消費和發展的熱潮中,國內外大酒廠紛紛搶灘寧夏賀蘭山東麓這塊寶地。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廣夏公司。他們提出以“大規模、高起點、高科技、高速度”的廣夏模式,一共投建了八萬畝釀酒葡萄基地。在基地建設的同時,酒廠開始興建,灌裝線開始安排。此外,寧夏當地的民族化工和寧夏農科院合作,在蘆花臺建設了六千畝釀酒葡萄基地。一時間形成了兩個上市公司加西夏王為龍頭的第一梯隊,打造三十萬畝賀蘭山酒谷。

1996年、1997年市場的釀酒葡萄價格大概在3塊錢左右,農民種植釀酒葡萄的積極性非常高。然而,大多數種植者對于當地風土和氣候的認知非常不足,種植技術也很不規范。相比于其他產區而言,寧夏產區的一個劣勢是冬季寒冷。因此需要將葡萄藤埋進土中御寒過冬。2002年,產區遭遇大規模的嚴重冬季凍害,由于不規范的種植,大片的釀酒葡萄被凍死。雪上加霜的是,當時龍頭企業廣夏集團因為管理問題轟然倒下,西夏王等企業無力收購所有葡萄。因此,種植釀酒葡萄的農民損失慘重。

面對這種情況,賀泉酒莊的老板魏繼武集資,在2002至2004年,以一塊錢、兩塊錢一公斤的價格每年收購兩三千噸的葡萄,拯救了很多釀酒葡萄。然而,這種卓絕的努力也是杯水車薪,2003年以后,農民就大量在地里種黃豆、種玉米。當時,寧夏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嘆道“葡萄不是金豆豆”。寧夏葡萄酒此時跌入谷底。

02小酒莊、大產區

盲目的擴張和霜凍的打擊,雖然讓寧夏葡萄酒產業“傷筋動骨”,但同時也給產區官員和企業家一個反思的機會。在學習國內外葡萄酒產業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寧夏葡萄酒產業重新起航。

2003年,陳建國書記開始主持寧夏工作。來自山東榮成的陳書記,對于葡萄酒比較了解。在品嘗了當地的葡萄酒以后,反饋說葡萄酒品質不好,需要進一步提升。于是,科技廳開始組織力量研究適合當地釀酒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生產的相關技術。

而作為日后直接主管葡萄酒產業的郝林海,在當時并沒有意識到葡萄酒對于寧夏經濟的重要意義。他回顧說,“我意識到葡萄酒是一個對寧夏來講很有價值的產業時已經是很晚了。有一次一個在中國日報當記者的法國人隨團來參觀寧夏的農墾,她家就有酒莊。在葡萄園里面,她突然說這的葡萄這么好能釀好酒,后來我當了副主席分管農業,對特色產業、種植、養殖都很關注,知道了全世界都可以種葡萄,但是種釀酒葡萄是需要有先天的客觀條件的,如果自然環境不合適,是種不出也種不好釀酒葡萄的?!?/p>

然而,怎么重振寧夏葡萄酒產業,選擇什么樣的道路,是擺在主政官員面前的最重要的挑戰。他們看到,在世界范圍內和中國范圍內,寧夏賀蘭山東麓產區都是后起之秀,在葡萄酒產業沒有地位,無法對定價機制產生影響,只能被動地接受價格格局。因此這一產區在發展中,必須謹慎,不能犯錯誤,需要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找到準確的產業的定位。面對國外的進口葡萄酒以及國內老牌酒廠的雙重競爭壓力,在對比國內外葡萄酒產業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產區決定拋棄之前的工廠酒政策,避免與其他的競爭者打價格戰,探索差異化戰略,發展特色酒莊,保持產業和品牌的獨特性。

一個產業的崛起實質上是一個政府和企業互動的過程,是官場加市場,是政治和經濟創新家走到了一起,互相學習,合作推動制度和商業模式創新的過程。酒莊酒生產模式因其高投入、高風險、長時間的特征,難以獲得追求短期回報的企業家,或者追求快速晉升的地方官員的青睞。因此,酒莊酒的生產模式能否落地,能否堅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是否有一批有能力,有情懷,有耐心的企業家和地方官員,取決于這兩個創新群體能否進行良好的互動,協同創新。

郝林海在文學和藝術領域頗有造詣,這使得他在審視葡萄酒產業價值時能夠超出產品的工業和經濟層面的屬性,敏銳地捕捉到葡萄酒的文化屬性以及支撐葡萄酒產業發展的多元共存的文化價值觀。在他的眼中,風土是葡萄酒產業發展的根本,“風土是賀蘭山,風土是黃河水,風土是葡萄農冬天埋藤,是霜霉病,也是釀酒師的高興與不高興?!?strong>基于對獨特的風土的尊重、肯定和追求,寧夏提出了“小酒莊、大產區”的新發展模式。這一模式能夠讓每個地塊,每個酒莊充分地發掘自己的風土特色和文化特色,差異化地滿足市場的需求。“在產區里每個酒莊都有自己專屬的不可復制性,都是獨一無二的。就像是家里母親做的那碗手搟面,用的是我們自己地里種的小麥、榨的胡麻油、辣椒油,最后由母親親手做出來的那碗手搟面。這不僅僅是一個產區的概念,也是一種多元化、個性化、特色化、不可復制性的價值觀體現?!?/p>

這一政策方向也得到業內專家的肯定,中國農學會葡萄分會副秘書長李德美認為,“小酒莊、大產區”模式,是一個因地制宜、符合實際的發展模式。寧夏的土地、水力、人力資源有限,開發葡萄酒產業的資源也是有限的。這種情況決定了賀蘭山東麓要走一個“小酒莊、大產區”的模式,走生產高端葡萄酒的道路。同時,小酒莊并不是“效益低、貢獻小”的代名詞,而是“小而精”。產品質量高,它獲得的附加值就高,賀蘭山東麓產區由小酒莊組成的集群就能夠做成一個大產業。做大一個產業,可以通過在一個平面上不斷擴大面積來實現,也可以在一個空間里通過高度的提升而擴大它的容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這種模式,告別了中國其他葡萄酒產區通過簡單地擴大規模來提升容量的老路,開創了通過提高葡萄酒品質來做大產業的新路。

03第一推動力

經歷了世紀之交的擴張和衰落,產區的農戶對于葡萄酒產業的發展心存疑慮。如何動員農戶建設大規模的釀酒葡萄種植基地是產區能否再次啟動的關鍵。換句話說,先得解決有“下蛋雞”的問題。釀酒葡萄的種植具有長期性,即使有著難得的風土條件,也需要后期的大力開發,例如土地的開發,整理,以及投資的引入,環境治理和商業秩序的維持。如果通過市場的方式來發掘獨特風土的經濟價值,形成產業,則需要很久的時間慢慢摸索。同時,產業前期的建立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因而在產業發展初期,政府培育必不可少。

在推動釀酒葡萄種植的時候,起初,農民的態度是很不合作的。從種下葡萄藤到收獲需要很長時間。就是前幾年種下去,等到成熟開始掛果的時候,或到果實的質量和品質可以用來釀酒的時候都已經是第五年了,這個特點,對當時的地方黨委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五年的時間,老百姓沒有收入,以哪一種方式來推這個產業?而且這個葡萄酒產業大家是不熟悉的,葡萄酒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百姓首先擔心種不活,就算種活了,種出來的葡萄誰收?收了以后誰來釀造?

一位地方干部指出,在“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間可以說是寧夏葡萄酒產業發展最快的十年?,F在的為數眾多的酒莊,可觀的種植面積,實際都是這十年完成的。在產業發展的早期,政府為了產業的發展做了很多嘗試。這些官員認為,在一個落后的產區,在一個沒有任何產業發展基礎的地方,要建立起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農戶、企業或缺乏技術和知識,或缺乏激勵,很難獨立完成產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因此,在沒有市場的時期,政府的干預便成了市場成長的第一推動力。

“從種第一棵葡萄苗開始,寧夏的葡萄酒產業在經歷過大企業的探索,經歷過霜凍病蟲害的失敗之后,真正再一次起步是在政府強推情況下,做了一個現在看還是比較沖動的事,在釀酒酒廠都沒有的情況下,就從2007年開始就干。但是后來想,沒有這些東西,你沒有基地,就不會有人來建酒廠,不建企業,釀酒師就不會跟著來。所以一定還是要有破冰的東西。我覺得寧夏在起步的時候,通過政府主導的辦法可能實現了幾年的時間從種植,到加工,到開始重視釀造,到銷售,這樣一個正常的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經營過程。在發展中間確實是遇到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所以寧夏這個產業推動之初的時候,是有戰略的謀劃,但是沒有足夠的信心。信心是從哪來的?是一步步隨著產業的發展,隨著面積的擴大,隨著品質的提高,隨著外來人才來了以后,對于發展思路一步一步理得越來越清,越來越明白,政策支持越來越到位,一定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我覺得對于一個西部的落后地區,我們走了一條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具有中國特色的、沒有任何先例的發展道路。

熟悉產區的釀酒專家也認為政府初期的大力推動,對于產區的崛起至關重要。例如英國專家杰西斯-羅賓遜認為,“寧夏除了有很好的風土等天然優勢以外,政府的支持我認為是寧夏發展比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走過很多產區,寧夏自治區政府對葡萄酒產業的支持力度是我見過最大的,他們決心通過灌溉、栽植農作物和覆土等措施,將其墾區——海拔3300英尺的賀蘭山東麓的荒漠改造成有潛力的葡萄園,他們組織相關人員出國學習交流,熱切地推動著一個產業的發展,我認為這是其他產區沒有的,相信很多產區的人們是很羨慕這一點的?!?/p>

04“三板”人才

美國紐約時報曾評價:寧夏可以釀造出中國最好的葡萄酒,而喚醒這荒漠般山麓的,不僅僅是葡萄酒,還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勤勞和努力的人們。

除了一批有戰略眼光和實干精神的官員,寧夏產區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有能力、有情懷、有耐心的企業家和創業者。這些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激蕩四十年的企業家群體不但擁有了雄厚的資金基礎,同時也在多年的學習和思考中開拓了視野,積累了經驗。這些社會資金、管理經驗以及開拓精神是推動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本身難以提供的硬件和軟件資源。

這些被稱為“三板人才”(即煤老板、油老板、房老板)的企業家,在這一時期正在尋求產業的轉型和調整機遇。怎么轉?轉來轉去發現寧夏最好的東西就是上蒼賜予的特殊的風土。一位企業家提到,“可以說我感覺咱們寧夏政府對葡萄產業的支持在中國是做得最好的,支持力度最大也最到位的。這可能也是引發很多老板,像過去挖煤的,現在國家對煤炭產業的政策緊了,他們就轉行到葡萄酒,搞建筑的也轉行到葡萄酒?!?/p>

這些“三板”人才們喝過酒但是根本不懂酒,一開始對葡萄酒行業沒有深入了解,但是優點在于他們看得準、眼光高,所以一腳就踏進來了。進來的時候不是泥腳丫子,是穿靴子進來的。對葡萄酒的要求都是最高標準的:最好的釀酒師,高標準酒莊,優質的、大面積的園子。這些人解決了先前資金積累的問題、視野的問題和管理的問題。也使得寧夏的酒莊雖然規模大小不一,但和法國相比質量并不差。

談及創業的初心,一位莊主提到,“我當年到深圳去的時候,有一些大的方面,也有一些個人的因素。后來國家要求開發大西北,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我覺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的機會,為什么?因為西北我熟悉,第二正好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我們本身也都是農民出身,所以我就到寧夏來開疆擴土,來搞農業開發。自治區政府做了這個決定,肯定有他一定的道理,因為不論是中央也好,還是各省的一級政府也好,他們的決策不是隨便決策的,有上千上萬或者是幾百萬人研究決策的方向,如果你不聽他的,不跟著他走,我覺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說我也來種葡萄?!?/p>

另一位二代莊主提到,“我爸他對樹這件事情特別地癡迷,其實他真的就是憑自己的一腔熱情去種樹。就在這里不停地種樹,投入了很多資金到這個種樹上面。剛好這時候我們自治區在大力發展葡萄產業,所以就開始去種葡萄做酒莊了,也希望這個酒莊能夠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真正成為一個我們自己家能保留的東西,而不是隨便搭個房子、放點設備,只做一個短期的事情,還是希望能長期地去做?!?/p>

也有的莊主早先就看到了葡萄酒莊的巨大價值,“我們幾個創始人都是搞農業的,再加上我當時那個激情,跟他們兩個吹牛說,我們將來不旦能做出好酒來還能發財?,F在聽起來這個話很丟人,但這個確實也是內在動力。李華曾經說,我李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賀蘭山東麓有一百畝葡萄園,這一百畝葡萄園產五十噸葡萄做二三十噸酒,一旦這個美夢實現了,我就是永恒的‘貴族’。什么是貴族?我看的小說比較多,這個貴族,走路有姿勢,吃飯有姿勢,不可能有很多錢,但是不可能沒有錢?!?/p>

如果說早期的“三板”人才進入葡萄酒行業的時候還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那么這些企業家的接班人們則構成了寧夏葡萄酒產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這些“少莊主”們很多都精通多國語言,能力較強。所以為什么寧夏的葡萄酒行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就體現在這些“少莊主”們的受教育層次、思想理念。而他們沒有經歷過創業初期的苦和難,因為父輩已經經歷了,他們在涉足時起步就很高。這也是國際的葡萄酒大師到寧夏來交流并不困難的原因所在,他們看到的設備是最好的,甚至比他們國家的還要先進,他們遇到的釀酒師是國際釀酒師,遇到的莊主可與他進行雙語交流,交流中發現這些人對葡萄酒的認識雖然不深,但很執著。這些都是在產業快速發展十年的過程中出現的東西。

05大產區的制度變革

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是一個政府和企業一起摸索產業發展規律,互相學習的過程。在2007年以前,包括主政官員在內的大多數政府領導對葡萄酒知之甚少。我們今天看到的產業政策體系,正是在不斷的實踐探索中,以及與國內外其他產區的學習交流中建立起來的。

與其他國內產區相比,寧夏在全國首先成立了省級專業葡萄酒和葡萄產業管理機構——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產業園區管委會。這改變了以前由自治區林業廳等機構共同管理葡萄酒產業的局面。2016年產區管委會更名為自治區葡萄產業發展促進局,下設辦公室,對全區葡萄產業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籌建設、協調管理。與此同時,還成立了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與葡萄酒國際聯合會,架起了政府與酒莊、產區與市場、寧夏與世界的橋梁。

在后續的運作過程中,自治區將許多關于葡萄產業發展的審批權限都集中到了省級層面,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審批體制如果放在山東、河北等較大的產區的話,可能會在強化管理的同時帶來效率的衰減,然而寧夏自治區地理范圍有限,下轄縣市數量較少,因此形成一種較為扁平的行政體系。在這種體系中,省級機構和地方政府甚至個體的酒莊常常建立起直接的溝通和聯系,使得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仍然可以高效運轉。

專業管理機構的建立和頻繁的國際交流使得寧夏的產業政策能夠從一開始就與國際接軌。相對于國內其他產區的產業政策而言,寧夏產區的產業政策從發展之初就注重地理標志的保護、產區集體品牌的建設,以及酒莊的分級管理體系建設。2003年產區順利的通過了國家質監總局的審查會,正式獲得了賀蘭山東麓葡萄酒原產地域產品保護,并制定了《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原產地域產品保護標準》,隨后原產地域產品保護產品,改名為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對于葡萄酒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必須具備兩個要素,一是原材料及產品須具備產地特性,要求葡萄原料必須產于產地,加工灌裝等生產過程也要在產地進行;二是產品質量要高于產區同類產品,這也是最重要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證從葡萄種植、生產、葡萄酒釀造要有嚴格的生產規范和標準。

在成功申請和建立了賀蘭山東麓葡萄酒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體系后,2012年寧夏自治區人大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了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保護的地方條例。條例詳細規定了涉及產區發展的規劃與建設、產品與質量、標志和商標的管理方式。

產區的主要領導在解釋這一制度重大意義時提道,“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出臺條例來規范葡萄酒產區的發展,這在中國省級人大立法機構是第一家。一方面是開放的、科學的,另一方面要用法律法制來保障這個產區和產業的生命力,在產區做事,必須依法、依條例。所以這個是開先河的事情。它背后的小九九是什么呢?洋人看這個事情,就覺得你這個產區是一個嚴肅的產區,真正懂葡萄酒的人會了解一些西方文化和那些國家的做法的,它也會通過這個立法,認為它是一個認真嚴肅的事,這比你做多少廣告宣傳都重要,這就是立法的意義。同時它也規范了我們的短期行為。中國做事那沒問題,我們只要認定就能做起來。它也有它的弊端,就是我們的行政決策、長官意識往往會影響它的發展,一屆政府就有一個思路在中國是很常見的事情,通過立法可以保持他的長久性、生命性?!?/p>

在規劃與建設方面,條例保護了種植區的生態環境,規定產區釀酒葡萄種植區及其周邊五公里范圍內,禁止新建化工、建材、制藥、采礦、規模養殖以及產生重金屬排放對土壤、水質、大氣造成污染和對葡萄產業發展造成影響的項目。對已建成的項目依法限期整改。

為了加強對產區準入的管理,《條例》將產區準入審批權集中在省級葡萄酒產業主管部門。規定新建、改建、擴建酒莊項目的,由項目所在地的地級人民政府投資主管部門進行初審,由自治區葡萄產業主管部門組織審查論證,統一由自治區人民政府核準,方可建設。

在酒企形態方面?!稐l例》通過設定入駐企業條件的方式,將釀酒葡萄的生產和葡萄酒的釀造整合在一起。規定在產區建立的葡萄酒生產企業必須有一定的自建或者聯建的釀酒葡萄種植基地,使用產區釀酒葡萄作原料。原料符合安全標準并具備可追朔性。在產區建立酒莊的,其自種的釀酒葡萄必須完全滿足本酒莊生產需要;釀造、陳釀、灌裝、瓶貯過程,全部在本酒莊內進行;具備陳釀、瓶貯等葡萄酒貯藏設備。為了防止新建酒莊將種植土地變相用于房地產開發目的,條例還規定產區內新建、改建、擴建的葡萄酒莊,建設用地面積不得超過釀酒葡萄種植基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五。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連續兩年不開發的,依法無償收回。

2013年,為了發揮風土優勢,對標國際標準,始終保持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葡萄酒的卓越品質,高標準、高質量規范酒莊建設,寧夏頒布了國內首個葡萄酒莊列級管理制度——《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列級酒莊評定管理(暫行)辦法》?!掇k法》對賀蘭山東麓的酒莊通過評定實行五級制管理,一級酒莊為最高級別。各酒莊每兩年參加評選一次,實行逐級晉升,晉升到一級酒莊以后,每十年參加評選一次。同時《辦法》規定了參加列級酒莊評定的酒莊應當具備的10項條件,其中包括參評酒莊主體建筑具有特色,與自建種植基地位于同一視野內;葡萄酒發酵、陳釀、灌裝、瓶儲等過程均在酒莊內完成;酒莊原料全部來源于自有種植基地,葡萄樹齡在5年以上(含5年);葡萄產量應控制在每畝500公斤至650公斤,葡萄產量及質量穩定,并具有可追溯性;酒莊酒品質穩定,典型性明顯,有穩定的葡萄酒銷售渠道及市場,在國內外有一定的品牌影響力等。

這一制度在中國也是首創。寧夏的列級制度,比法國和其他國家的列級制度嚴格得多,也中國化得多。對于成熟產區,如波爾多產區來說,列級酒莊制度更多是身份、名譽與歷史的象征,是一種葡萄酒品質與價格的分級制度。對于寧夏賀蘭山東麓產區來說,這一制度更注重提升產區的整體品質,確?!靶【魄f、大產區”的模式健康發展。

在國外的許多產區,葡萄酒業所帶動的相關旅游和休閑產業極大地拓展了葡萄產業的空間,給產區帶來良好的經濟回報。2014年,寧夏產區制定了《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文化長廊總體發展規劃》,指出了產區以后的產業聚集形態,將產區定位為中國最大的酒莊集群、中國高端葡萄酒之都、亞洲最大的葡萄莊園酒產地。共建設230座酒莊。其中重點建設100座大中型葡萄酒莊、30個品牌酒莊、5大酒莊片區、2大國際知名酒莊連鎖品牌。這些酒莊將按照三個主要的模式進行建設,即市場運作型酒莊、品牌塑造型酒莊、特色模式型酒莊。

高速發展的產區如果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嚴格、科學的監管和執法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問題。國內其他產區在發展過程中,也飽受各種違規經營者的影響,從而傷害了產區的集體品牌和價值。面對這一問題,寧夏產區主管機構在2014年制定了《關于加強賀蘭山東麓葡萄酒質量監管品牌保護市場規范的指導意見》,從產品質量的監管、品牌保護、規范市場管理三個維度加強對產區的管理。在制定監督政策的同時,自治區協調各部門進行跨部門的聯合執法,規范產區種植和生產者的行為,共同保護“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這個金字招牌。

06政企互動模式的動態適應

成功的產業政策需要根據宏觀環境變化以及地方微觀市場基礎發育的程度進行適時的調整。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政府對自己的職能定位至關重要。政府除了早期通過強硬措施推動葡萄種植以外,在很多事務上恪守非強制的,政府設計企業合作的原則,對企業家能力有充分的尊重。在產業從起步到成長再到逐漸成熟的過程中,政府需要不斷地調整定位,不斷地探索與企業和市場的互動模式,在維護產區健康成長的同時,充分激發和鼓勵企業家推動產區的建設和葡萄酒品質的提高。

作為產區的主管機構,自治區葡萄酒局的官員對政府角色轉換的必要性有清晰的認識:“講到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寧夏的葡萄酒產業如果沒有政府前期的大力推進和現在的政策、資金、技術引導,就不會有今天。但政府一定要意識到,這種過程是階段性的過程,一旦酒莊真的發展起來,就必須要意識到轉型。政府已經意識到其同企業的關系中不可能總處于很強的位置,強的位置只處于對產業不了解、需要政策扶持的階段,比如稅負重的問題、合理區域化布局的問題、規劃的問題,這是政府的強項;而應該弱化在對企業種植、營銷方面的干涉?!?/p>

在市場的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政府已經有意識地逐漸退出對種植和酒莊建設的直接干預,而轉向產區準入管理,以及公共服務平臺、產區集體品牌的建設。政府干預的逐漸減弱給產區企業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能否真正發揮企業的獨特優勢,同時又保持產區的協調有序,取決于產區企業能否發展出自主協調機制。換句話說,產區能否成長出有效的非政府治理機制和體系,是決定政府逐漸退出后產區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條件。但是這一非政府的治理機制生長的前提,是政府對企業家能力的信任,對自身權力的節制,以及政府和企業良好互動模式的形成。

近年來賀蘭山東麓的酒莊開始自發自主去邀請國內外的葡萄酒專家、市場營銷專家來做講座和推介活動。因此這一時期正是企業“斷奶”的過程,有一批企業莊主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F在的企業莊主需要的更多是政府在酒莊活動中以出面形式體現的象征性的、支持性的形象。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已經從先前的注重種苗選擇、技術輔導和服務方面向品牌塑造和市場推廣方面悄然地過渡。

對此,產區主要領導指出,“政府不要包打天下,不要說要把多少企業給人家整合起來,也不要說怎么酒賣不出去,怎么想辦法幫著賣,政府不需要做這些,政府只需要按照一個基本的思路來做保障,就是保障好品質、好產品、好產區,保障它的基礎配套,保證市場法制、公開的環境。而企業自己,它如果不做好酒,如果做假酒,如果胡鬧就死亡,它只有種葡萄的本事,沒有釀酒的本事,它就做不出好酒;它只有釀酒的本事,沒有賣酒的本事,也沒有好效益,這個一定政府不能包打,這就是我的一個態度。就是需要政府出手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出手;不是政府伸手的時候,政府千萬別伸手。

在這一點上,酒莊企業也有相似的觀點。一位酒莊莊主談到:“我覺得政府和企業就如同媽媽和孩子,我們的企業應該是我們這個產區的孩子,我們這個孩子在初期肯定是得到呵護、關懷甚至有管束、有規則。這樣的狀態下,我們這些孩子長大才會真正地成才、有用。那么我們前期的政府,在葡萄酒產業方面做了產業規劃、法律規劃,和其他一些細節規劃,在品牌上也是不遺余力。但是我這里真正想說的是什么?孩子總要讓他長大,孩子總要做點孩子的事,我們也希望政府在規劃方面做得越來越完美,在平臺越來越有支撐的時候,更多要讓企業真正自己放手去搏,這樣孩子在風浪中真正成長起來的話,可能對這個家庭來說,那是非常有用的。就像我們家兄弟五個,各有各的所成,最后每一個人都有所成就的時候,這個家庭就會興旺。所以說我這是由衷的一點點小想法。如果咱們一攬子地全部收到政府這兒,或者收到產業局這兒去做,我覺得把我們產業局累死了?!?/p>

07寧夏樣本的意義

產業政策是政府培育、促進、調節和引導企業和市場的重要手段。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嵌入于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當中的。這些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為產業政策涉及的政治和經濟主體提供了激勵和約束,從而影響了這些主體間的互動模式以及互動結果。

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崛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地方政府產業政策演化的絕佳案例。這一案例揭示出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一個政府與市場、官員與企業家、情懷與利益之間的復雜互動和平衡過程。產業政策的成功與否,取決于政府和企業能否以資源稟賦為基礎,開發和發揮比較優勢,鼓勵和支持企業的成長和行業的發展;取決于在此過程中,政府能否正確地認知和轉換角色,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方式從行業發展的倡導者角色退出,變成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和監督者;取決于在政府不斷退出的過程中,行業的自組織能力和治理能力能否獲得發展,是否能夠進行有效的自我規范和自我約束。

除了經濟和產業方面的成功,葡萄酒產業對于寧夏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其對文化交流的促進。對此,產區主要領導認為,“寧夏葡萄酒有今天的成功,不在于它有多少酒莊,創造了多少GDP,而在于它的文化交流。葡萄酒在這一點上的貢獻,比對產業GDP的貢獻要大得多。葡萄酒的本質當然是一杯酒,一個含有酒精度的飲料,但是它的背后是文化。葡萄酒走到中國來,被大家逐步地認可,也是和我們這個國家越來越開放有很大的關系?!薄捌咸丫剖鞘澜缧缘摹?,相較于白酒文化,中國的葡萄酒可以以更加便捷和迅速的方式進入西方文明,被西方文明認可。它搭了一個平臺,使得封閉的、欠發達的寧夏和外部世界聯通了,在看似在離西方世界最遠的地方,架起了中西文化溝通的捷徑。

張閆龍,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略管理學系副教授,MBA&MSEM項目執行主任。2002年和2005年分別獲得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士、碩士學位;2012年獲得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組織理論、社會網絡、企業社會責任、創新創業、制度擴散。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Social Networks等國內外管理學和社會學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2016年獲得北京大學教學優秀獎;同年獲得教育部英語授課品牌獎。2018年獲北京大學青年教師教學比賽一等獎。

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應用經濟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科/研究生項目主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十佳教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學位,于斯坦福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主要涉及政治經濟學、產業組織、經濟轉型與發展。在國內外一流經濟學和管理學期刊發表論文60余篇,2017年出版專著《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第二版)》。在官員晉升激勵與行為、政府治理等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姜萬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西安分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北大光華責任與社會價值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與風險管理;企業社會責任評價與提升策略;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企業價值評估與價值創造對策等。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以及科技部等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并著有《中國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研究》,《研究型大學的結構治理與生產率提升機理:基于知識生產者個人視角的理論思考》,《中國國際競爭力發展報告》等著作。先后在The Chinese Economy、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管理世界》、《中國軟科學》、《統計研究》等期刊發表過四十多篇學術論文,其中有4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近年來,多項研究成果曾先后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經濟學二等獎、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全國統計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二等獎等科研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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